论贵族

      所谓贵族，并非因血缘继承而有某种先天的优越与高贵。其"高贵"来源于其特有的能力与品质。假于此种能力与品质，由其对于人民的服务而获得权力，由其特有的道德与文化、艺术修养而获得崇拜与敬重。

      世界历史上所有贵族，应以中国春秋为典范。贵族以武力保卫国家，非但亲自领导与组织战争，且身先士卒。两国交战，双方贵族先进行个人决斗。贵族组织进行农生产，传授农业技术。平民无指导不能顺利种地。同时，贵族还是文化与历史的传承者，宗教礼乐的实施者。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学问再到道德，尽由贵族所承担。

      中世纪时的欧洲与日本，其贵族只是武力贵族，所负责的仅是武力保卫，因而其贵族只是骑士与武士。农奴与"农民"一般不参战。保卫国家是武力贵族的权利与义务。（这与中国历史上军队士兵多来自农民不同。因中国社会农民地位较高。因而日本的武士道与西方的"We are the warriors."，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好理解。）而其文化，学问与道德责任，则由宗教僧侣所承担。中国从孔子后，此责任由儒士所承担。从汉起士族渐形成，成为新贵族。从隋唐兴科举办学校以来，学问不再为门第所垄断，凡民间有学问皆为士。故早早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口号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很长时间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世袭的贵族的。（因而中国有极大的建国规模。）

      贵族之没落，一方面在于社会的发展，文化、知识与技术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而进步；另一方面则在于贵族自身的堕落与腐败。

      中国的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贵族不再亲自参加战争。农业生产也已无需贵族进行指导，而贵族也懒于指导，井田制必然崩溃。文化方面，孔子之教已孵化出下层士族的百家争鸣。贵族必然沦落。东汉末年，董卓既灭，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本应作为道德与良知担当的儒士不去匡扶社稷国家，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割据一方互相攻伐。本应担负道德责任的知识分子放弃了道德，便是忘记了最大的"仁"，结果便是失掉民心。非但造成天下数百年混乱，更瓦解了自身。

      类似地，武士贵族的职责是保卫人民的安全，而不是图逞私欲。隋唐的皇帝好大喜功，既有极强国力，肆意发动不必要的对外战争，随意役使民力。终于失民心而内部分崩离析。不知义也。

      类似地，宗教势力如果忘却了自己教化人民、维护道德的责任，而只为自身谋取利益，腐化堕落，最终必为人民所抛弃。另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现象不断出现，原有道德与法度也应与时俱进。道德与文化和学问，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如同《天龙八部》中扫地僧所说武学与佛学的关系。而宗教学家们守在故纸堆里，忘却自己责任，放弃思考，墨守成规，不教民以智而传之以迂。

      附：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中国科举到今天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应作为一种贵族来看待。因为在理论上，这里没有血缘继承和阶级隔断，而是一种今天说的优绩统治(Meritocracy)。谁聪明，谁就能脱颖而出。虽然没有恰当的教育和公平的考核，这种择优而录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以学问为敲门砖，以享俸禄为终极理想的读书人，终究不能赢得民心。而其学问至多也不过自娱。

      资本主义化后直到今天的西方亦然。这里有相当好的类比。新兴的资产阶级也不应作为一种贵族来看。知识分子拥有知识。资产阶级拥有金钱。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极度平等的。谁富有，谁就能脱颖而出。在实际上，金钱可以通过血缘继承；而在理论上，富有并不能通过理论继承。科举之后，袁术袁绍这样的四世三公之家极少出现了。而资本主义之后，也很少见富过三代的。科举制需要以相当程度的教育投入和公平的选拔作为补充。而资本主义需要以恰当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来组成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制度作为补充。同样，资本主义中以其他为标榜，以金钱为最终目标的成功者，虽有羡慕和崇拜，终究赢不得敬重。而其金钱至多也不过挥霍。

（由此也似可见，资本主义，公平的教育与选拔，合理的税收与再分配，已经是目前可能的最好的制度了。）

立国精神

      大概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始觉高人立意果然不同，荡涤尘埃。叔本华谓人类历史核心乃文化史，时人多以政治史误之。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叔本华称赞歌德之无视民族之见。以拿破仑武功之盛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之喧嚣，而彼心中唯有文学，其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余知其境界之高，然尤疑之。中国自古来称史多乃王候家史，不过记记姓名。余知其误，然尤信之。钱穆以国史数千年演之，始知历史乃人之文明史，人所造之。叔本华称人以动机而行。读金庸之《天龙八部》始领悟。钱穆《国史大纲》乃证一国家、民族之历史进展，思潮之兴替，有前后因果；亦有诸人、诸派，乃至大群体之动机。

      《国史大纲》中对经济社会之分析，可谓详尽而难得。观点新颖而深刻。而其书乃作于八十年前，实令人扼腕感慨。钱氏多讲"立国规模"、"有一个模样"，其意以圆规、模具与标准。强调建立国家的法度与精神。始可彻知，马克思的人类历史演进与物质决定意识一套理论可以彻底扔了。虽说绝对的意识决定物质恐仍太过，但退一步说，可自由地这样来看待问题不冲突而更切中要点。进一步，则叔本华的意志理论又可前进一截。

      以立国精神之观点来看西方的历史，更觉亦然。

      法国以高卢人、日耳曼人与罗马遗民多民族融合而继承罗马的精神，故其文化发达而包容。国家以文化立国，稳定而国力强大。其对外的政策，以其国内局势而定。国内统一而活跃，则对外强势乃至侵略。国内分裂或堕落，则为他国乘人之危。拿破仑知法中相似，故称中国为睡狮。

      德国先天文化落后，愿继承罗马之基督教作统治工具，而不愿继承罗马之文明。故国家长期分崩离析。觉悟之后，文化、经济、社会诸方面既已大有起色，仍不愿以文明为名义立国。因担心自己被法国所同化。南部已习罗马之化，北部则盛武力工产。乃以一变动不居的语言为立国名义，称讲德语处即为德国。故德国之再建国，内部有诸冲突对立，外部也必与邻国处于难以调解决之争执。因他国有讲德语人，奥地利讲德语又不得入，直造怪胎。
      然此亦使德国成思想激进发展之处，因要不断发明新的立国精神。故德国不断蹦出了数不尽的主义。然德国智者称所有思想，希腊人都发明过了。而在此激荡中，德国人始终寻找不到适于自身的立国精神，却终于从这另一条路走到了世界主义。但法国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包容、稳定的，德国则是激进的、扩张的、残暴的。法国人令人欲他人羡慕而缓施之。德国人则自以为是地传播并要求他人接受。（这种精神随着德国的移民与科技而成为今日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终于到希特勒的纳粹政府。以人种为立国名义，比以德语为名义范围要广得多，非但英国可划入，法意也可纳入。法国战败而无大反坑，盖因法人也认同"此"世界主义。而在法国惟有共产党强力抵抗之。
      我以前曾认为，希特勒倘在某时暂且抑制收手，便也可称一时雄主与民族伟人。此时才明白他根本没有收手的可能。那时的德国，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非耗尽燃料或撞毁爆炸决无停下之可能。那时刺杀希特勒的人，实为在疯狂中意识到危险的清醒之士。
      直至今日，虽然德国在经济社会文明更有如此大的进展，其仍未有安定的立国理念。其民族与国家认同仍难以调和。不过德法两国的世界主义作了谐调统一起来。德国得以在欧盟这个大群体内扩张经济干涉内政，合情合理地做曾经不可能做的事。德国注定是一个若不扩张，其自身就无法安定的国家。也无怪乎巴黎和会肢解德国的想法，也无怪乎君特·格拉斯竟反对东西德统一。

      西班牙与土耳其，均以宗教守卫者为其立国精神，而到无法做宗教守卫者时，必陷入泥塘一蹶不振。美国与俄国，均谋求世界霸权。一以伪诈，一以残暴。美国接受了西欧的许多精神，其实力虽出西欧之上，而精神却在西欧之下。知自由平等而不知博爱，尤以行事秘诡，不修德行。西欧尚不服，何以服东亚。俄人初师于野蛮蒙古，乃后师于西欧，以地处偏鄙，占无人可占之地，欺他人不便欺之邻。以德人所造共产二字为立国之基，及危而崩。其师西欧未久，而心不诚，故复返于野蛮。

      国无名不立。无名之立，立而非久。今日之趋势，为包容，为稳缓，为不忘己所本，为知于且勇于弃暗投明。然而，不论何国家民族，何种立国精神，即令其无外部危险，其仍有一种绝大危险——自身的腐败。希腊亡于此，罗马亡于此。秦汉隋唐亦亡于此。《西方的没落》作于一战之时，怕那时作者已认为西方精神开始没落。《世界语言简史》的作者认为德语文（不是文学）顶点在歌德、叔本华、尼采时。甚至曾听一位同学说过春秋战国后的中国已不算中国。大约人总在堕落当中，该感到奇怪的反而应是人竟有可堕落的东西。

      而若把眼光转入此时此地，才更令人心伤。可能时空的距离使有的东西看起来更大，其他则变小。因而使得也许任何时代都可说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钱穆的《国史大纲》始终推崇儒家理学。可是孔子的学说，对我来说始终有遥远的距离感。人实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