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談八九年？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就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一般，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條完全不同的軌跡。這里僅指可能而已。可能，是極不清晰的概念；因為可能是一種不肯定的判斷，當發現很多原先未曾發現的約束條件時，可能也許就是不可能了。誰知道呢？按照一種古老的觀點，事物的發展便是從可能性走向必然性，從未知走向已知。
　　八九年是一個節點。我不想談其中的非理性。因為沖突的雙方自始至終都沒有依靠理性，而且似乎自始至終都沒有這個打算。也許算是有一場理性缺失的悲劇；然而數千年來，在類似問題上本來就從來沒有理性。我們不能因一方的過失而為另一方辯解，反之亦然。既然我們有兩祗眼睛，就不能祗用一祗眼睛看問題。而且，要明白，兩錯相加絕不等于對。
　　我指的節點是，在糾正官僚主義與貪污腐敗這一點上。如果以類似于五四運動的結果而收場，國家的今天將會是另一個樣子。然而沒有。所有人都同意二十年前的貪污腐敗與今天相比是小小巫見大大巫。不能忘記即使是學者里已有人用道德淪喪來形容今天的社會（這也許會使大多憤青驚奇）。體制性反腐已經宣告失敗。腐敗事實上是被縱容了，非但如此，事實上，應當說是被暗地支持了。除了打壓就是支持，沒有第三種態度。正如是和非之間放不下一根針。八九留下的是破滅的希望。
　　當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所傷害，那么就會恨他。事實上，還有另一種恨。那就是作惡之后的恨。當我在你面前做過一件很丑惡的事，我就會因此而恨你，因為我竟然在你面前做了那么丑惡那么卑劣的事。當我離開我會想到，你會一直記著這件事并在內心不斷對我進行審判，即使你沒有傳播給他人，我也要擔心你隨時會檢舉我，在別人面前毀謗我。你讓我不安。你讓我在道德上處于你的腳下。所以我恨你。所以我要對你做出更加丑惡更加卑劣的事情。既然一件事已經做了，那我就應該做得更過分些。這便是我所說的另一種恨，我認為事實上，正是這種恨造成了當今的現狀。
　　鄧小平面對文革是沒有罪惡感的，所以才能糾正它。要讓一個問題得到糾正，一定要由面對這個問題沒有罪惡感的人來做。應當知道，黨內始終存在兩種矛盾的力量，他們考慮問題的重點基于不同的方面。應當看到現今的一些變化。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對某件事采取悲觀的態度或樂觀的態度，似乎都不是合適的。可以預計八九會在以后得到其（近似）應得的評價。可以相信，以后的人們會對這一事件的意義做出比今天高些的評價（事實上，我擔心以后的評價會比它應得的高）。

　　在十九世紀的后期，愛爾蘭在帕內爾的領導下，已經接近了它的目標：建立獨立的愛爾蘭議會以取代實際由英國把持的英愛聯合議會，實現自治。帕內爾雖是新教教徒，卻以其個人魅力獲得了愛爾蘭天主教的支持。然而，在接近成功的時候，帕內爾與有夫之婦奧謝夫人長達數年的關系被曝光，他一下子成了全國的公敵，政治家和教堂全都轉而攻擊他。導致《地方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沒有通過。帕內爾本人最后也郁郁而終。
　　這一事件的結果恐怕也比當時甚至十幾年后的人們預計的要嚴重得多。由此，愛爾蘭不能像加拿大從英國，匈牙利從奧地利那樣和平的取得自治。在數十年后，愛爾蘭終于獲得獨立，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新教徒的北愛爾蘭仍然在聯合王國之內。
　　這一事件使得一個年輕人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原本會成為一個天主教修士，今后走上宗教之路。然而這一事件，他同時丟掉了宗教信仰和愛國主義；他轉而去學醫，后來又試圖從事做歌手，然而教起外語來，最终成就了文学上的聲名。這個人是詹姆斯·喬伊斯。

　　八九事實上與這個事件類似：結果是惡性的，影響是深遠的；而且都讓一批人丟掉了信仰和愛國主義。直到今天，信仰和愛國主義仍在不斷丟失。

　　（我不試圖假裝客觀。我對自己的目標是盡量做到坦白地比較早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不過這真的很難，我不願強求自己做到。））